1790年，一艘载有221名女囚的军舰从英国出发，到了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之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200多名女囚竟同时怀孕了……
18世纪末的伦敦，贫民窟里挤满了活不下去的人。偷一块面包、抢一件衣服，甚至欠了几先令的债，都可能被扔进监狱。监狱不够用了，政府急得团团转——总不能把人关在街上吧？
他们想出的办法是：往外送。
澳大利亚，这片刚被英国人“发现”没几年的大陆，正好缺人干活。于是，政府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：把犯人送过去，既能清空监狱，又能建设殖民地，一举两得。
可女犯人怎么办？当时英国监狱里的女囚数量也在暴涨。有人出了个“聪明”主意——让她们也上船，去澳大利亚“开枝散叶”。
1790年夏天，一艘叫“朱莉安娜号”的军舰停在了泰晤士河口。221名女囚被押上船，年龄最小的据说只有14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出头。
头几天还好，风平浪静。可一进入大西洋，噩梦就开始了。底舱暗无天日，通风极差，几十个女人挤在木板通铺上，连翻身都困难。厕所就是两个木桶，满了就往海里倒，整个船舱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。
比环境更可怕的是人。
船长和水手们很快就发现：这些女囚在英国已经判了刑，被剥夺了公民身份，换句话说，在船上没人替她们做主。一些水手开始把底舱当成自己寻欢作乐的地方。
船上的医生不仅不管，还参与其中。他每天喝得烂醉，偶尔清醒的时候就去底舱“巡视”，挑年轻姑娘“看病”。有一个女孩被他带进医务室后，再出来时一直在哭，裤子上全是血。
更恶劣的是，水手之间甚至搞起了“竞赛”——看谁让女囚怀孕的次数多。他们把这事当成航行途中的消遣。有船员后来在日记里得意洋洋地写道：“这些女人反正到了澳大利亚也要分配给犯人，我们不过是提前‘享用’而已。”
同一时期，其实还有另一艘叫“夏洛特夫人号”的运输船也在执行类似任务。1788年那艘船上有个女囚叫玛丽·布莱恩特，她后来带着孩子和几个男囚一起偷了船长的救生艇，划了4000多公里逃到了帝汶岛。
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，英国人又气又恼——一个女囚居然比水手还会航海？后来玛丽被抓回英国，但因为她的英勇表现，民众纷纷求情，她竟然被无罪释放了。这是那个年代极为罕见的“女囚逆袭”故事。
然而，玛丽只是极少数幸运儿。绝大多数女囚没有她那样的胆识和运气。
1790年4月，经过整整八个月的海上漂泊，“朱莉安娜号”终于驶进了悉尼港（当时叫杰克逊港）。
当女囚们被赶上甲板时，岸上的人全都看呆了。
这些女人一个个面黄肌瘦，头发打结，衣服烂成布条。更扎眼的是——她们中很多人肚子鼓得老高。船医当场做了统计：221名女囚中，有118人怀孕，比例超过一半。有些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怀的是谁的孩子，因为侵犯过她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根本数不清。
殖民地官员面面相觑。他们原本计划让这些女囚干活、洗衣、种地，可眼前这群大着肚子的虚弱女人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干活？
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督叫亚瑟·菲利普，是个老江湖。他盯着这群孕妇看了半天，脑子一转，反而笑了。
他下了一道命令：所有女囚，只要愿意嫁给殖民地里的男囚犯，就能立即恢复自由身，还能分到一块地。已经怀孕的，孩子生下来归殖民地“抚养”——实际上就是送到教养院长大，从小培训成听话的劳动力。
男囚犯们一听有“老婆”可以领，疯了似的跑来抢人。一个女囚常常被好几个男人同时看中，最后“分配”给谁，全看谁出的价码高——当然不是出钱，而是出劳动力，比如多干几天苦力换取“优先挑选权”。
这些女人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生下了孩子。没有医生，没有干净的水，很多人死于产后大出血。而那些活下来的婴儿，在苍蝇乱飞、污水横流的窝棚里长大，竟然渐渐成了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“土生土长”的白人后代。
几十年后，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，他们中有人开起了农场，有人当上了木匠、铁匠，还有人加入了殖民地的治安队。没有人再提自己母亲是“女囚”这件事——因为太丢人了。
但历史就是这么讽刺：正是这些被英国抛弃的女人，用她们被践踏过的身体，在这片陌生大陆上繁育出了第一代人口。如果没有她们，澳大利亚的早期殖民地可能根本撑不过头几十年——男囚犯们会跑、会暴动、会自相残杀，但有了女人和孩子，他们就开始种地、盖房、认命了。
一直到20世纪末，澳大利亚人终于开始正视这段历史。历史学家翻出了当年的航海日志、法庭记录和殖民地档案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在1790年到1820年之间，运到澳大利亚的女囚中，有超过七成在航行途中或抵达后的三年内怀孕过。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船员、狱警或者殖民地官员的性侵犯。
2008年，悉尼海德公园立起了那座石碑。碑文写得很克制：“纪念那些以坚韧和勇气为这片土地奠定基础的女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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